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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洋录联合早报总编辑谈如何应对新

时间:2017-10-01 21:53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【编者按】

  2013年3月,记者记者前往新加坡探访“新加坡模式”幕后及其挑战,与新加坡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、人、商界人士、NGO组织、基层社区负责人、社交网络意见及普通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交流。

  作为新加坡与本区域主要的权威华文,《联合早报》及早报网凭借其不同于和中国的“第道”,已成为中国读者洞悉中国和区域大事及大势的重要参考。

  2013年是《联合早报》创刊90周年。《联合早报》的前身是著名侨领陈嘉庚1923年创办的《南洋商报》和华商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1929年创办的《星洲日报》。这两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之后分别运作,其中在新加坡运营的两家在1983年合并,成为今日的《联合早报》。

  现任《联合早报》总编辑吴新迪在2011年接棒,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进入《联合早报》,几乎在所有新闻前线都任过职——采访组、组、财经组、早报网、《联合晚报》、《新明日报》,他是早报网早期的团队之一,也创办过新加坡华文免费《我报》。

  记者:虽然我还不能说新加坡出现了所谓的“官民对立”的局面,但官与民在以前似乎显得比较和谐,可为什么在这几年官民之间的情绪令外人感觉激烈了,矛盾了?你觉得如果这种情绪继续发酵下去,会对新加坡造成怎样的影响?

  《联合早报》总编辑吴新迪(以下简称“吴”):我想这个改变可能有几方面原因,第一我想,这难道是的“功劳”吗?因为这些年来,一直在推动人民的教育,要把人民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,现在的结果是,人民的教育水平上去了,已经把人民培养成具有思考能力的个体的话,那么他们作为思考能力的个体,他们就会开始质疑任何一个政策,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民作为群体一个很自然的表现。

  第二也可能是因为新的关系,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可以在网上看的到,各种各样的声音也可以通过网络很快地被放大。

  几个这样的因素把它们加起来,当然可能会让人觉得,新加坡出现了各种不一样的声音。这就可能与过去的新加坡不一样了。

  记者:谈到新,我不得不问你,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尴尬,即可能在新加坡,传统会被认为是“亲的”、“的代言人”,甚至不好听地被说成是“的”。以你工作的《联合早报》及其所在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其它子报为例,你认为它们在新加坡中的公信力如何,细分一下,年轻与年几代的公信力分别是怎样的?与网络上的新、自相比,我们是处于优势,还是劣势?

  吴:肯定的,因为新的出现,让我们自己会检讨一下,我们今后会扮演怎样的角色。老实说这样一种思考,不只是我们这边,那边也会做同样的思考。我们自己会发现到,现在给予的空间越来越大。我是1987年加入《联合早报》的,先是做3年罪案新闻记者,后来再跑本地新闻、新闻,后来再做财经组主管等等,现在回头看我87年能在上写的、谈的东西,跟现在我们能在上写的、谈的东西相比,现在的空间其实是大了许多。

  我想一方面这是做出的改变,一方面也是我们人自身也在争取这个空间,当然新本身也带来了一些催化作用。我觉得这几个因素作用都有。所以我们今天扮演的角色,如果现在回想一下的话,就会觉得是很大的不同。本身他们也能够了解的到,如果传统只是做一方的工作,只是传达的消息的话,那么人民是不会来看的,那么人民不来看的话,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价值,所以如何让人民还愿意来看我们的,就表示要给我们有足够的空间,让我们这些做的人,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,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角色,而我觉得是明白的。

  吴:如果完全说信任度不够的,那么看今天我们的《海峡时报》也好,我们早报也好,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群,还有那么大的发行量,表示说我信任度还是在的。而且老实说,很多新里面,他们的很多言论,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去帮他们写这些新闻的话,他们的言论也无法去建立很多的事实。新他们在扮演“让各种不同声音发声的角色”,扮演的蛮好的,但是在报道新闻这方面,他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把握。我们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要求就是,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,是不去做新闻价值判断的,我们是不带立场的,我们只是把事实反映出来,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,对我们的读者来说,还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。

  记者:我最近一直在观察《联合早报》言论版上的一个名叫“的话”栏目,里面各类言论还是百家争鸣的,但你会不会发现一个现象,你们即使刊登了反对党的言论、声音,可是在网络上,反对党还是会对贵报有一些看法,比如说,你们或许认为是在客观的就事论事,但只要在言论上令人感觉是向着执政党一些,就会遭致网络上的炮轰?

  吴:这的确是让我们觉得有些苦恼的地方。现在有一些人会觉得说,你如果对反对党提出,你就是不客观的,你如果支持的一些政策,不管政策的好坏,那么你就是没有思想的人,你是被牵着走的。但我总觉得不可能任何一项政策都是错的吧,可只要去支持一些对的政策,就会被归类为没有思想的人,不够critical(性)。我在想,难道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吗?但我觉得不是,网络上可能有些这样的声音,而这样的声音是被无限放大了的。所以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主流的声音,但我觉得不是的。这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声音,但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。

  记者:你认为新加坡的主流可能还是偏于建设性的。那种性的言论还是少数人的,虽然他们的爆炸力巨大、力会很广。因此你并不觉得新加坡与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对立,是吗?

  记者:虽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,但由于贵国工作语言是英语,这使得年轻一代对于华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在下降,作为新加坡一份华文的主编,你怎么看?

  吴:这真的是我们华文面临的挑战。如果我们跟世界来比的话,第一,世界上所有的传统面对新、电子,我们都面临失去眼球、失去读者的大趋势,这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,世界纸媒都在面对的,年轻人基本都不再看报。

  除了全球的趋势外,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新加坡年轻一代掌握华文的能力比他们上一代要差了一些,他们对英文的掌握要比华文强很多,所以我们两个大挑战,一个是全球性的,一个是新加坡特有的。

  我们怎么?过去,新加坡少部分人华人水平是很高的,但他们占比较少数,但现在普遍上每个人基本都能懂一点华文,但大家华文水平却是比不过我们的上一代的。我们要求在报上所用的语文不要太过,要尽量口语化,所以为什么常有中国的读者抱怨我们的文章非常“白开水”。还要通过视觉上设法吸引读者。此外还有在新上,比如IPAD上的APP客户端,力求吸引年轻读者。此外,我们还办了学生报,引导学生读华文报。

  吴: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读新加坡本地,那可能也是言过其实,因为要了解新加坡本地新闻,还是要看新加坡,《海峡时报》对世界、对区域的报道,我们对于区域和中国的报道,还是做的蛮好的,这方面来说,我们对读者的价值还在。

  记者:有年轻读者跟我说,几周前芳林公园有关《人口》的活动,第二天《南华早报》是放在头版的,《海峡时报》是在4版小边栏……

  吴:其实不是小边栏,我们其实是在很前面的版面,应该是假头栏,我们在图片运用上几乎是跨了半栏了,就是全栏了,《海峡时报》也做的蛮大的,这就看你怎么看了,老实说这样的事情,如果5年前可能报不出来,可能就是在某一小版里某一小小的东西。可能我们在做出改变,但可能从读者角度来看,我们的改变还没有做得那么透彻。如果是这样,我也只好认了。

  记者:你怎么看新加坡的,贵报之前曾有文章评论说,新加坡人以前对冷感,可能的原因是新加坡过去一直做的很好,把人民照顾的很好。但现在新加坡人民对的,对是好事吗?贵报在新闻报道的空间是否因此扩大?还是说相应风险更大,出现两头不讨好的局面,觉得你说的太多了,又觉得你们说的太少?如何平衡两难?

  吴:我自己觉得人民的,人民的成熟,肯定是一件好事情,我们应该帮忙新加坡人民的进一步,虽然这可能会使我们人的工作更加艰苦,更加充满挑战性,但我愿意看到这样,而不是希望我们的人民继续保持冷漠,那么我们工作起来比较方便。肯定是要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挑战性,这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会是好事情。

  我自己是乐观的,新加坡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,是刚刚满21岁,获得了与尊重,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挑战我们的父母,挑战权威了,这有点像叛逆期。我们都经历过叛逆期,因为以前没有,现在突然有了,因此什么都要叛逆,但你会走过这一段的,你就会慢慢更成熟一些,你会发现有些传统并不是不好的,有些权威为何存在,是因为他们有存在的理由的,我们肯定会经过这段,新加坡要经历多久才能走过这段,我不知道,但是我有信心,会走过这段。

  记者:但这要基于两方面,一是的成熟,对于极端言论的过滤机制的形成,另一方面,也要做出改变。你觉得与民间的调整在速度上会是同步的吗?还是慢一拍,民间快一拍?

  吴:我觉得这两方摩擦、博弈会存在,这就像一个家庭里,父母面对一个成年的孩子,他们应该放什么,不应该放什么,父母也经过一个挣扎,父母也会走过这一段,现在也在调整,我也觉得也已意识到,如果不调整的话,他们甚至有一天做不了,他们自己懂得要做调整。现在开始有一些不舒适,有一些摩擦,有一些紧张,我觉得随着大家都成熟,会有那么一天的。

  记者:我们传统会认为,我们是架起与的一个桥梁,在新加坡转型期的当口,你觉得贵报是更多要做的解释者,还是做的传达者,或者说跳出与民间,我们就做一个中立的监督者,你觉得三者间哪个更重要一点?

  吴:我觉得三个都要做,过去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信息的传达者,所谓上情下达,现在我们也要多做下情上达,我们也要多做一些的,给两方都能作为参考的意见,这方面也要做。

  英文里有个单词叫“dynamic”(动态的),因为彼此互动,大家慢慢调适,形成良性互动。现在就有很多的互动,这些互动里可能有些紧张或是什么,有时我们自己调适不过来,有时是这边,有时是这边,但这正是我们在一起学习如何彼此共存的方式,我觉得这需要时间。

  记者:你觉得,在新加坡做总编,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?是不是销量、业务拓展压力,还是其他方面的压力?

  吴:不是销量,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。我觉得怎样更好地为我的读者服务,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。怎么为我们读者服务,又要回到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的东西,当整个新加坡在改变的时候,当新加坡人民的要求在改变的时候,当新加坡也意识到整个局势在改变的时候,我怎样才能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?

  一方面不能让自己陷入麻烦,一方面又能在我最大的空间内扮演好专业的角色,这是我们最大的压力。

  记者:也就是说,你不能太快一拍,也不能太慢一拍,这节奏把握感、分寸感,是你目前最头疼的一件事?

  吴:如果我是在一个完全封闭、完全受控制的社会里面做总编很简单,每天等来就好了。或者说如果我是在完全国家里面做主编也很简单,我就完全不用考虑的东西。我现在就处在两者之间,我们社会一直在向前走的阶段里面,我怎样掌握到社会的脉搏刚刚好,跟整个社会一起同步,这是一个蛮有意思、蛮有趣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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